徽州文化与人文旅游的振兴
我常常戏称徽州为中国的“文化部落”，徽州人为中国的“犹太人”。之所以这么称不仅仅是由于徽州自然环境相对封闭、交通不便，民间民俗浓郁稳定，更重要的是因为徽州人有一种独特的文化精神，徽州有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化。不少学者探讨过徽州文化的精神，将其概括为开拓精神，创新精神、奉献精神，等等。这些固然不错，但我想徽州人的主要精神应该是勤劳、节俭、爱故土、重礼义、团结、忍让、谦和、抗争、奋进。为什么说徽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其原因不仅仅是徽州人像犹太人那样聪明、那样善于经商，而且更是因为徽州人具有像犹太人那样的文化精神。希伯莱--犹太人在公元前1250年后建立了以色列国和犹太国，但分别在公元前722年和前586年亡国于亚述人和新巴比伦人，其后居无定所，散居世界各地，直到1948年以色列复国。为什么犹太人历经二千多年还能复国？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具有他们民族特有的文化精神。犹太人抗争拼搏，团结奋进，团结爱国，不甘心命运的支配，徽州人“十二三岁，往外一丢”，为了与命运抗争，他们走出大山，离别家园，但最终叶落归根，将一生辛勤拼搏的积蓄全部用来建设家园、教育后代。犹太人是十分聪明的人种，对世界文化贡献极大，可以说近代世界文化史就是由三个犹太人--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创造的，徽州人也十分聪明，对中国文化贡献也极大，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宋代以来的文化史是由三个徽州人--朱熹、戴震、胡适创造的。
一、徽州文化的三层面
徽州文化是伴随“徽州”这一地域的形成而逐渐形成的，有1千多年的历史（从春秋之际设置以来，“徽州”的名称虽有数次变迁，三国时称“新都”，晋时称“新安郡”，至宋宣和年间始称“徽州”，“徽州”的名称一直沿用800多年，直到近几年才改称“黄山市”）。“徽州”是一个古老而生动的名字，是一个有着沉甸甸的文化内涵的名字。历史上“徽州”有着独特的自然风貌，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浓郁的民俗习惯、典型的宗法制度，有独具一格的民居、牌坊、书院、祠堂……虽然如今“徽州”的名字已被“黄山市”所取代，一个沉甸甸的文化名词在现行行政区划中已经消失，但多少久居外地的徽州人仍然萦绕着“徽州”梦。
“徽州”之所以有这么高的文化含金量，我想不仅仅是它的建筑、民俗、风貌以及徽商的兴盛，而且更应该是它的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任何一种文化都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即内层的精神文化、外层的物质文化、中层的制度文化。徽州文化也可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面。物质层面的徽州文化包括徽州古建三绝（民居、祠堂、牌场），徽派三雕（砖雕、木雕、石雕），徽州村落水口布局、徽派科技发明、书画作品、著作文献等有形的文化载体……这些物质层面的文化是徽州文化的外在表现。是凝固的、有形的、形而下的文化形式。
精神层面的徽州文化主要指在徽州这一地域产生的哲学、宗教以及科学、文学、医学、艺术、民俗等观念性文化，精神文化是徽州文化的内核，反映了徽州人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思想观念，行为规则，伦理价值。这是徽州文化无形的、形而上的、动态的文化形式，也是徽州文化之所以称为徽州文化、徽州人之所以为徽州人的最本质的内在动因。
制度层面的徽州文化主要指徽州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宗教制度、土地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等。制度文化是徽文化的中间层面，介于徽州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间。是动态的半有形的文化形式。
物质、制度、精神三层面的徽州文化是三位一体关系。内层的精神文化决定外层的物质文化，外层的物质文化是内层的精神文化的反映。
徽州文化内容十分丰富，而且特色也较为鲜明，那么徽州文化的本质特色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说徽州的内层文化究竟是什么？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徽文化的特色是重礼义名节、教化伦理的“理学”文化色，有人认为是渗透在徽商组织和经营活动之中的商人文化特色，有人将它归结为保守僵化与开放创新并存，艺术与环境结合，吸收外地文化和向外扩张徽州文化并举，刚勇好强与文质彬彬兼备等四大特性，有人将它总结为丰富性、辉煌性、独特性、典型性、全国性五大特点（参见姚邦藻主编《徽州学概论》）。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所做的探讨和归纳总结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无疑是有意义的。我认为探讨一种文化的本质、特色，既要研究该文化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又要研究该文化的精神层面，而后者更为重要。就徽州文化而言，其精神层面的文化的核心就是理学--朴学--新学。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因为有了“徽州理学”、“徽州朴学”、“徽州新学”，才有了“徽商”、“徽建”，甚至于“徽剧”、“徽画”（新安画派）、“徽医”（新安医学）……这不是笔者有意夸大其辞，因为“理学--朴学--新学”代表了“徽学”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而这些形而上的思想才是徽州文化之所以是徽州文化的决定因素，应该说，“理学--朴学--新学”决定了徽州文化的风貌、特征和走向，支配了徽州人千百年来的内在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理学--朴学--新学”是“徽学”的核心。
就中国地域文化学科而言，徽学与藏学、敦煌学之所以并称三大地方学，正是因为它们各有其深层的文化特色。西藏文化代表了一种有异于汉民族文化的异域文化，敦煌文化代表了一种汉民族与其地民族相融合的多元文化，徽州文化则代表了一种典型的汉民族的特色文化。从时间上看，除了各身所蕴含的现代文化内涵外，西藏文化主要代表了7世纪以后吐蕃西藏奴隶制至政教合一制的历史文化，敦煌文化主要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兴盛时期（汉唐）的历史文化，徽州文化则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宋以后）的历史文化。
二、徽州内层文化的三期发展
朱熹、戴震、胡适分别是徽州理学--朴学--新学的领军人物，宋明理学--清代朴学--近代新学这一徽州人主创而影响全国的学术思想，是徽州文化的内核。理学--朴学--新学是徽州内层文化的三期发展，三者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
朱、戴、胡三学究竟有没有内在联系？能不能称其为三期发展？学术界不少人是持否定意见的，理由是朱熹倡理学，戴震反理学，胡适则抛弃旧学、引进西学，他们之间谈不上有什么学术渊源关系，更没有什么传承关系，三者各成体系，互不相干。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和浅近，没有抓住三学的实质性东西。笔者认为从朱熹到戴震正是否定性的继承或曰物极则反的必然结果。朱熹倡理学，使徽州的宋、明、清各代的宗法制度、民俗习惯，尤其是徽州人的思想价值观念、伦理道德都受到极大的影响，可以说徽州成了理学的“实验田”之一，其负面的影响则表现为“以理杀人”……于是在徽州产生反理学的戴震就不足为奇了。再看戴震的学术传承，他早期并不反对理学，而是赞同程朱的“道问学”，批判陆王的“尊德性”。35岁时结识了惠栋，在学术上开始出现转折，强调训诂考据，注重以字解词，以词通道，冶铸成理，化理为用，实际上这种学风正是朱熹“道问学”思想方法的发展，朱熹将“道问学”看成是“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大”（《中庸章句》）的治学与修养的方法，强调“格物致知”，戴震治学讲究考据，强调对事物的考察研究，认为所谓“格物致知”就是“事物来乎前，虽以圣人当之，不审察，无以尽其实也”。正如近代国学大师钱穆所说：“东原主从道问学一边以达大道之理论。”“东原汉学大师，又承江永门墙，最近朱子格物一路。”又说：“戴学从尊宋述朱起脚。”（《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1986年，第314、316、320页。）戴震的反理学是对理学的否定，从本质上看可以说正是对理学的否定性继承和发展，如果没有程朱的理学，那么自然也不可能有戴震的反理学。戴震也论“理”，他说“理化气中”，“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可以说戴震是在对理学否定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新理学。
再看胡适，虽然他从1904年13岁起在上海进学堂和公学，接受新式教育，开始接触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的思想，尤其是受进化论的影响，19岁赴美留学，接受实用主义哲学，但不能说他与“旧学”毫无关系。据《胡适自传》，他小时候念过朱子集传本《诗经》、朱子《小学》、朱子集注本《四书》、朱子《本义》本《易经》，还有《尚书》、《孝经》等，连注文一起读，他与其他同学大不相同，他对这些儒经并不反感，反而颇有兴趣，因而非常勤奋，多能成诵。可见小时候他已经打下了坚实的儒家文化功底，其中不乏有朱熹思想的影响。为其后以“新学”抵抗、批判“旧学”奠定了基础。而如果说朱熹理学还只是对胡适早年有过影响，那么戴震则可以说是影响胡适的最重要的中国哲学家。正如梁启超所说：“而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论清学史二种·清代学术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6页。）胡适撰著的《戴东原的哲学》，对戴震哲学作了系统研究。胡适一生奉行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哲学主张，而在中国哲学家中，胡适找到了戴震，戴震强调重知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杜威拒斥形而上学的思想。胡适将公元1020年即南宋以后的哲学称为“中国理智复兴时期”，这个时期又分为理学（1050年-1600年）和反理学（1600年以后），前者以朱熹为代表，后者肇始于颜李学派的经世致用和顾炎武的以经学代替理学的思潮，而由戴震最终完成了“这样‘中兴哲学’的大事业，这件‘建设新哲学’的大事业”。（胡适《戴东原的哲学》）胡适不仅极力颂扬了戴震反玄学、反理学的品格，颂扬了戴震批判理学超验本体、拒斥形而上学的精神，而且将戴震的哲学按照杜威的实用主义路径作了解读，从认识论、方法论上对戴震的哲学作了重知主义、工具主义、理智主义的阐释和发挥。因此可以说胡适的新学虽直接导源于杜威的实用主义，但最终却超出了杜威的致思路向，在一定程度上又回归于戴震的重知主义。
由此可以说，从朱熹到戴震到胡适，其学术思想有着内在的联系，可以看成是徽州学术的三期发展。其学术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既决定于他们各自的师承和学术倾向，又与徽州独特的地缘文化、社会背景有着密切关系。由此形成的徽州理学派（新安理学派）和徽州朴学派（皖派）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国文化史上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
三、徽州人文旅游资源的开发
徽州旅游应该进一步挖掘其人文内涵，开发其人文旅游资源。其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挖掘现有旅游景观的文化内涵。如：徽州古建筑中的祠堂（包括全国唯一的女祠堂）、民居、牌坊（包括相当多的贞烈牌坊），要发掘它们的文化内涵，要看成是“理学”的物化与外化的产物，从而认识到徽州作为理学的“实验田”，理学对徽州人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正面和负面的重大影响。再如黄山旅游，黄山不仅是自然名山，还是道教名山、文化名山，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然而目前对其文化内涵的发掘还不够深入。
二是开发新的文化旅游路线。其中尤其要注重开发徽州深层的文化旅游资源，初步设想以下路线：
徽州理学文化游：屯溪篁墩--歙县紫阳书院--婺源朱熹
徽州朴学文化游：婺源江永故居--屯溪戴震故居--歙县吴承仕故居
徽州新学文化游：绩溪上庄胡适故居
新安医学文化游：祁门石山汪机故里--歙县澄塘吴正伦、吴昆故里--休宁海阳汪昂故里--歙县西乡吴谦故里--歙县槐塘程玠、程敬通故里--歙县定潭张氏内科、徽城妇科、江村儿科、吴山铺伤科、蜀口外科、西园喉科、南园喉科。？
一、徽州文化的三层面
徽州文化是伴随“徽州”这一地域的形成而逐渐形成的，有1千多年的历史（从春秋之际设置以来，“徽州”的名称虽有数次变迁，三国时称“新都”，晋时称“新安郡”，至宋宣和年间始称“徽州”，“徽州”的名称一直沿用800多年，直到近几年才改称“黄山市”）。“徽州”是一个古老而生动的名字，是一个有着沉甸甸的文化内涵的名字。历史上“徽州”有着独特的自然风貌，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浓郁的民俗习惯、典型的宗法制度，有独具一格的民居、牌坊、书院、祠堂……虽然如今“徽州”的名字已被“黄山市”所取代，一个沉甸甸的文化名词在现行行政区划中已经消失，但多少久居外地的徽州人仍然萦绕着“徽州”梦。
“徽州”之所以有这么高的文化含金量，我想不仅仅是它的建筑、民俗、风貌以及徽商的兴盛，而且更应该是它的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任何一种文化都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即内层的精神文化、外层的物质文化、中层的制度文化。徽州文化也可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面。物质层面的徽州文化包括徽州古建三绝（民居、祠堂、牌场），徽派三雕（砖雕、木雕、石雕），徽州村落水口布局、徽派科技发明、书画作品、著作文献等有形的文化载体……这些物质层面的文化是徽州文化的外在表现。是凝固的、有形的、形而下的文化形式。
精神层面的徽州文化主要指在徽州这一地域产生的哲学、宗教以及科学、文学、医学、艺术、民俗等观念性文化，精神文化是徽州文化的内核，反映了徽州人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思想观念，行为规则，伦理价值。这是徽州文化无形的、形而上的、动态的文化形式，也是徽州文化之所以称为徽州文化、徽州人之所以为徽州人的最本质的内在动因。
制度层面的徽州文化主要指徽州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宗教制度、土地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等。制度文化是徽文化的中间层面，介于徽州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间。是动态的半有形的文化形式。
物质、制度、精神三层面的徽州文化是三位一体关系。内层的精神文化决定外层的物质文化，外层的物质文化是内层的精神文化的反映。
徽州文化内容十分丰富，而且特色也较为鲜明，那么徽州文化的本质特色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说徽州的内层文化究竟是什么？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徽文化的特色是重礼义名节、教化伦理的“理学”文化色，有人认为是渗透在徽商组织和经营活动之中的商人文化特色，有人将它归结为保守僵化与开放创新并存，艺术与环境结合，吸收外地文化和向外扩张徽州文化并举，刚勇好强与文质彬彬兼备等四大特性，有人将它总结为丰富性、辉煌性、独特性、典型性、全国性五大特点（参见姚邦藻主编《徽州学概论》）。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所做的探讨和归纳总结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无疑是有意义的。我认为探讨一种文化的本质、特色，既要研究该文化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又要研究该文化的精神层面，而后者更为重要。就徽州文化而言，其精神层面的文化的核心就是理学--朴学--新学。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因为有了“徽州理学”、“徽州朴学”、“徽州新学”，才有了“徽商”、“徽建”，甚至于“徽剧”、“徽画”（新安画派）、“徽医”（新安医学）……这不是笔者有意夸大其辞，因为“理学--朴学--新学”代表了“徽学”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而这些形而上的思想才是徽州文化之所以是徽州文化的决定因素，应该说，“理学--朴学--新学”决定了徽州文化的风貌、特征和走向，支配了徽州人千百年来的内在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理学--朴学--新学”是“徽学”的核心。
就中国地域文化学科而言，徽学与藏学、敦煌学之所以并称三大地方学，正是因为它们各有其深层的文化特色。西藏文化代表了一种有异于汉民族文化的异域文化，敦煌文化代表了一种汉民族与其地民族相融合的多元文化，徽州文化则代表了一种典型的汉民族的特色文化。从时间上看，除了各身所蕴含的现代文化内涵外，西藏文化主要代表了7世纪以后吐蕃西藏奴隶制至政教合一制的历史文化，敦煌文化主要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兴盛时期（汉唐）的历史文化，徽州文化则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宋以后）的历史文化。
二、徽州内层文化的三期发展
朱熹、戴震、胡适分别是徽州理学--朴学--新学的领军人物，宋明理学--清代朴学--近代新学这一徽州人主创而影响全国的学术思想，是徽州文化的内核。理学--朴学--新学是徽州内层文化的三期发展，三者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
朱、戴、胡三学究竟有没有内在联系？能不能称其为三期发展？学术界不少人是持否定意见的，理由是朱熹倡理学，戴震反理学，胡适则抛弃旧学、引进西学，他们之间谈不上有什么学术渊源关系，更没有什么传承关系，三者各成体系，互不相干。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和浅近，没有抓住三学的实质性东西。笔者认为从朱熹到戴震正是否定性的继承或曰物极则反的必然结果。朱熹倡理学，使徽州的宋、明、清各代的宗法制度、民俗习惯，尤其是徽州人的思想价值观念、伦理道德都受到极大的影响，可以说徽州成了理学的“实验田”之一，其负面的影响则表现为“以理杀人”……于是在徽州产生反理学的戴震就不足为奇了。再看戴震的学术传承，他早期并不反对理学，而是赞同程朱的“道问学”，批判陆王的“尊德性”。35岁时结识了惠栋，在学术上开始出现转折，强调训诂考据，注重以字解词，以词通道，冶铸成理，化理为用，实际上这种学风正是朱熹“道问学”思想方法的发展，朱熹将“道问学”看成是“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大”（《中庸章句》）的治学与修养的方法，强调“格物致知”，戴震治学讲究考据，强调对事物的考察研究，认为所谓“格物致知”就是“事物来乎前，虽以圣人当之，不审察，无以尽其实也”。正如近代国学大师钱穆所说：“东原主从道问学一边以达大道之理论。”“东原汉学大师，又承江永门墙，最近朱子格物一路。”又说：“戴学从尊宋述朱起脚。”（《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1986年，第314、316、320页。）戴震的反理学是对理学的否定，从本质上看可以说正是对理学的否定性继承和发展，如果没有程朱的理学，那么自然也不可能有戴震的反理学。戴震也论“理”，他说“理化气中”，“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可以说戴震是在对理学否定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新理学。
再看胡适，虽然他从1904年13岁起在上海进学堂和公学，接受新式教育，开始接触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的思想，尤其是受进化论的影响，19岁赴美留学，接受实用主义哲学，但不能说他与“旧学”毫无关系。据《胡适自传》，他小时候念过朱子集传本《诗经》、朱子《小学》、朱子集注本《四书》、朱子《本义》本《易经》，还有《尚书》、《孝经》等，连注文一起读，他与其他同学大不相同，他对这些儒经并不反感，反而颇有兴趣，因而非常勤奋，多能成诵。可见小时候他已经打下了坚实的儒家文化功底，其中不乏有朱熹思想的影响。为其后以“新学”抵抗、批判“旧学”奠定了基础。而如果说朱熹理学还只是对胡适早年有过影响，那么戴震则可以说是影响胡适的最重要的中国哲学家。正如梁启超所说：“而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论清学史二种·清代学术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6页。）胡适撰著的《戴东原的哲学》，对戴震哲学作了系统研究。胡适一生奉行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哲学主张，而在中国哲学家中，胡适找到了戴震，戴震强调重知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杜威拒斥形而上学的思想。胡适将公元1020年即南宋以后的哲学称为“中国理智复兴时期”，这个时期又分为理学（1050年-1600年）和反理学（1600年以后），前者以朱熹为代表，后者肇始于颜李学派的经世致用和顾炎武的以经学代替理学的思潮，而由戴震最终完成了“这样‘中兴哲学’的大事业，这件‘建设新哲学’的大事业”。（胡适《戴东原的哲学》）胡适不仅极力颂扬了戴震反玄学、反理学的品格，颂扬了戴震批判理学超验本体、拒斥形而上学的精神，而且将戴震的哲学按照杜威的实用主义路径作了解读，从认识论、方法论上对戴震的哲学作了重知主义、工具主义、理智主义的阐释和发挥。因此可以说胡适的新学虽直接导源于杜威的实用主义，但最终却超出了杜威的致思路向，在一定程度上又回归于戴震的重知主义。
由此可以说，从朱熹到戴震到胡适，其学术思想有着内在的联系，可以看成是徽州学术的三期发展。其学术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既决定于他们各自的师承和学术倾向，又与徽州独特的地缘文化、社会背景有着密切关系。由此形成的徽州理学派（新安理学派）和徽州朴学派（皖派）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国文化史上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
三、徽州人文旅游资源的开发
徽州旅游应该进一步挖掘其人文内涵，开发其人文旅游资源。其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挖掘现有旅游景观的文化内涵。如：徽州古建筑中的祠堂（包括全国唯一的女祠堂）、民居、牌坊（包括相当多的贞烈牌坊），要发掘它们的文化内涵，要看成是“理学”的物化与外化的产物，从而认识到徽州作为理学的“实验田”，理学对徽州人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正面和负面的重大影响。再如黄山旅游，黄山不仅是自然名山，还是道教名山、文化名山，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然而目前对其文化内涵的发掘还不够深入。
二是开发新的文化旅游路线。其中尤其要注重开发徽州深层的文化旅游资源，初步设想以下路线：
徽州理学文化游：屯溪篁墩--歙县紫阳书院--婺源朱熹
徽州朴学文化游：婺源江永故居--屯溪戴震故居--歙县吴承仕故居
徽州新学文化游：绩溪上庄胡适故居
新安医学文化游：祁门石山汪机故里--歙县澄塘吴正伦、吴昆故里--休宁海阳汪昂故里--歙县西乡吴谦故里--歙县槐塘程玠、程敬通故里--歙县定潭张氏内科、徽城妇科、江村儿科、吴山铺伤科、蜀口外科、西园喉科、南园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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